刘永好：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

2020年，受疫情影响，很多行业都在经受极大考验，甚至一些中小企业宣告倒闭。这种时候，除了官方的力量，也需要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是众多站出来的企业家中的一个。

2020年两会期间，刘永好曾经许下承诺，年内新增300亿元投资、2万个就业岗位。到2020年底，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刘永好表示许下的承诺已然兑现，“今年集团的投资额超过了300亿元，新增员工人数超过了3万名，已经超额完成目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永好四兄弟受益于政策的红利，一手建立起了刘氏商业版图，至今刘永好仍感念改革开放给新希望集团带来的“希望”；而如今，新希望集团自然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回馈社会。

1980年春节，刘永好的二哥刘永行为了让自己四岁的儿子能够在过年的时候吃上一点肉，从大年初一到初七，在马路边摆了一个修理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地摊，短短几天时间，竟然赚了300块钱。这基本相当于当时刘家四兄弟10个月的工资，也让刘永好和他的兄弟们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对于学计算机的大哥刘永言、学机械的刘永好以及会修理家用电器的二哥刘永行来说，生产电子产品并不是难事。“我们自己组装了一个音响，周围很多亲戚朋友都觉得很好，当时的生产队长就让我们生产音响产品出售。”刘永好向回忆。

获得肯定的刘永好立刻行动了起来，他决定利用生产队的库房，组织人设计、组装音响产品。“但是第一台音响拿出去卖的时候，被公社书记说集体企业不能跟私人合作，不准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我的第一次创业夭折了。”直到今天，刘永好回忆起他的第一次创业，依然坚持认为，如果当时他的“音响项目”没有被取缔，他可能会打造出一个电子产品的龙头企业。

两年后的198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全面开启。刘氏四兄弟觉察到农村经济开始起步，国家鼓励农村“专业户”发展，于是再次有了创业的打算。但有了第一次创业失败的教训，刘永好以农村专业户的名义找到当时的四川新津县县委书记，得到支持。但县委书记也开出了条件：每年要带动几个农村专业户。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刘永好说：“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找到县委书记的时候，他又说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让我们干。但还好，他同意了。”就这样，刘永好和他的三位兄长一起，变卖手表、自行车等家产，筹集1000元人民币，作为创业初期的投入，从种植、养殖起步，经过六年时间，积累了1000万元，并在1980年代末转向饲料生产。

刘永好一直强调，是改革开放铸就了新希望。

1992年，是刘永好和他所创立的新希望集团的一个关键节点。

此前，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进行，新希望集团的规模日益壮大。到了1990年，新希望已经有近千名员工，资产上千万，一年的销售额也将近1亿元。但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再次出现“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新希望的经营在这一年受到了很大影响。

刘永好回忆，当时新希望办事情可谓处处受限。“比如我们当时生产饲料的粮食需要指标，以前可以用鹌鹑蛋去换鸡蛋票去买，但之后就有人说我们是在做投机倒把，不让做了。”当时的情势曾一度让刘永好萌生退意。“我们几兄弟一商量，还是决定干脆把公司交给国家算了，”刘永好回忆，“我们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对书记说，书记，我们也不想当资本家，我们只是想做点事。现在这个摊（当时还不叫企业）已经做起来了，是不是交给政府算了？我们把资产交给政府，政府聘我们来当管理者，行不行？书记当时沉思了半天，说他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叫我们低调，慢慢地干，悄悄地干。于是我们就回去，悄悄地、低调地坚持了下来”。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让新希望迎来了新生。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期间，当时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中国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展开巡回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宣布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并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统称“南方谈话”）。邓小平“九二南巡”后，此前一度陷于进退两难境地的改革开放路线被再次确认，中国自此正式步入发展与崛起的快车道。

刘永好表示，正是小平同志的南巡，让“发展才是硬道理”成为了共识，一大批“九二派”企业家走上创业之路，新希望也因此获得了新生。“从1993年开始，我们进入了全国布局的阶段，兼并收购了30多家企业，这里面不仅有民企也有国企。这奠定了新希望成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二的饲料生产企业的基础。”

也是在1992年，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在希望饲料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1992年，当时的国家工商局评选了中国私营企业百强，我们是第一位。”刘永好回忆，1993年，刘永好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希望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这也促成了两年后中国民生银行的成立。

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在北京正式挂牌，经叔平任董事长，刘永好为副董事长。1999年5月起，刘永好用了一年的时间，动用资金1.86亿元，完成了对民生银行部分股份的收购，持股量达到1.38亿股，成为占股9.99%的第一大股东。

经过多年发展，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已从单纯的饲料生产，扩张到金融、旅游、医疗健康等领域。

转瞬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今天我高兴地看到，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受到重视和尊敬。”2018年，刘永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国未来将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力度的决定，他认为这是政策再次释放红利。“未来5年，新希望有在农业领域投资500亿元的计划，投资的方向将围绕着农业食品、消费升级、国际国内布局。”刘永好介绍。

在此之前的几年，新希望集团已经开始将金融作为重要版块，在互联网银行、产业基金建设等方面不断布局。而刘永好以个人投资者的身份，成为马云的云峰基金、小米的顺为基金，还有红杉资本等众多一线基金的LP（有限合伙人）。

新希望集团的金融版图日益扩大，从银行、保险、信托、券商到垂直产业基金均有涉猎。而包括厚生基金在内的多个新生板块，也被视为是新希望拓展业务版图，“再造一个新希望”的重要手段。“目前新希望旗下的产业基金，覆盖医疗健康、旅游产业等垂直领域，管理的资金超过500亿元。”刘永好介绍。

“给我三五年，再造一个新希望”，是新希望内部近年流传的一个说法。对于这个说法，刘永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再造一个新希望，就是孵化一个新的产业体系，就是在新希望集团原有的体系旁边，新长出来一个创新的、变革的一个消费升级的产业群体。我们新的体系跟原来的体系并不竞争，是围绕它的一个升级来做一些新的产业，比如保健品、冷链物流还有宠物。”

围绕上述目标，刘永好和他的新希望近几年多次出手，在国际上完成了一系列收购或投资。按照刘永好的规划，他希望沿着澳大利亚、南美、北美等新大陆农牧业资源发达区域与国家进行系统布局，围绕牛、羊、奶、鱼虾等高端动物蛋白产业链进行投资和并购。“目前新希望海外业务在集团的占比约10%，未来或将占比一半。”

而对于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预期，刘永好认为，新一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力量和国家的政策联动，将会推动中国更上一层楼。“而在这个时段，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年轻人，该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如今，刘永好的女儿刘畅已被他逐步推向前台，新希望集团的接力棒或许将很快交到刘畅手中。

现在看来，刘永好不仅把握住了机会，还将其回馈给了社会。

今年12月6日，刘永好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说，新希望今年销售将超过2000亿元，“集团的销售、利润、税收和市值，每年大概都有超过20%的增长”。不仅如此，刘永好说，他在今年两会期间曾承诺，年内新增300亿元投资、2万个就业岗位，临近年终，集团的投资额超过了300亿元，新增员工人数超过了3万名，已经超额完成目标。

谈及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刘永好指出，新冠疫情的影响超乎想象，很多企业在一季度几乎关门停产，虽然现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但国际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三驾马车”的出口受到了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思路恰逢其时。“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的出口一度受挫，有一段时间我们外向型的企业压力好大。我在浙江、江苏、广东走了一圈做了调研，前一段时间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非常困难，因为外销几乎停止。”刘永好说，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很多必需品国外停产了，只有中国在生产，中国的出口近期出现大幅提升。“近期，这些外向型的企业，特别是实体企业，都在开足马力生产，很多产品订单到了明年、后年。”

尽管出口形势出现好转，但传统企业如何面对互联网的挑战依然是一个热点话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很多实体企业家们、传统企业家们压力特别大，总觉得这些互联网企业会把我们颠覆掉。”刘永好说，“但现在，大家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企业流量逐步见顶了，还有空间，但不大了。”

不仅如此，刘永好认为，互联网企业要颠覆传统企业很难，因为传统企业“护城河”太深。所谓的“护城河”，在他看来，就是研发、市场、生产、机器、供产销的体系，“那不是互联网企业能够做的”。

与此同时，刘永好强调，传统企业一定要转型升级，从而适应新的发展格局。“最近大家注意到，各行各业都在大集中，以前生产冰箱、彩电的有多少？我记得我们成都市就有好几个工厂，全国说是几千家工厂，现在造电视的只有四五家了，或许还会集中。各种各样产品的生产都是在这样地大集中。”

以国际发展经验为鉴，刘永好说，发达国家的生产都相当集中，集中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必须转型升级，以适应生产越来越集中、越来越高效的新格局。

“以前，很多房地产开发商修房子的时候会修个大厨房，因为厨房舒服就好。现在到大城市看看，哪有要那么大的厨房，厨房都是摆设品，特别是九零后、零零后，他们几乎不怎么进厨房了，很多人连微波炉怎么用都不知道。”刘永好说，如何满足新的消费人群的需求，这是房地产开发商、家电制造商必须要考虑的。

对于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难点，刘永好认为，“传统企业原有的营销管理、激励体系，要加上数字化的体系，这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很难结合。我们必须进行组织再造，把传统组织再造，然后再和数字化结合。”在他看来，所谓的“组织再造”就是让激励机制、约束机制、企业文化、企业格局发生根本变化，而不是简单地让原有的组织体系加上数字化。他说，新希望在六年前就意识到组织再造的问题，提出了“五新”，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新责任”：刘永好说，集团正积极参与“万企帮万村”项目，要求两千多个中层以上管理干部每人必须帮助一个相对贫困户，接下来集团将继续参与“万企扶万村”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或许，这也是刘永好的心愿：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

（整理自21世纪经济报道、网易财经，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