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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代工”标签难脱 郭台铭何日翻身“做主”

[来源:本站原创][日期:2019年01月02日][点击量:1347] 【 【打印】

作者: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本刊记者 陈武亮

 

11月底,郭台铭有些“不爽”。

鸿海集团(以下简称“鸿海”)旗下的三家上市公司鸿海精密、富智康、工业富联股价纷纷下挫,跌得一个比一个难看。

原准备给苹果的60条生产线,结果只用了48条,没想到苹果还要削减订单,并扬言如果增加费用,将把订单交给竞争对手。

被寄予厚望的手机、电视在中国市场溃败,原指望“工业互联网”能为公司带来奇效,却发现里面是一个“深坑”,越进入,越害怕。

68岁的他已不再年轻,鸿海所剩的机会也已经不多。

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鸿海集团以40%的市场占有率看似风光。然而苹果一打“喷嚏”,它就得“感冒”,并且拿到的利润不足苹果的一个零头。这种“身不由人”的日子让素来“强悍”的郭台铭寝食难安。十多年来,他四处寻找机遇,谋求转型。但转型很痛苦,风险也很大,稍不注意就将赚来的几粒米撒了出去。如今留给郭台铭的时间不多,其手上可打的牌也很有限。

 

 

   利润薄如纸

“虚胖”的“代工之王”

若问全球代工之王是谁,郭台铭的鸿海集团当之无愧。在3C(计算机、通讯、消费电子)领域,可以说没有鸿海不能做的。据公开资料,鸿海的业务范围包括电脑(机箱、主板、硬盘、闪存、键盘、鼠标等)、手机、MP3/4,伺服器、汽车零组件、路由器、通讯基站、电视及面板等。尤其在计算机这一个领域,鸿海具有压倒性优势,用郭台铭的话说,鸿海能生产PC能看见的所有一切东西。除了这些,鸿海还在生物科技、机器人、物联网、无人机等高科技领域也有布局,鸿海俨然一个“传统制造+新兴科技”的产业复合体。

凭借庞大的制造能力,鸿海成为世界上很多知名公司的“代工商”,国外如戴尔、惠普、苹果、思科、索尼、IBM、英特尔、西门子、诺基亚、亚马逊、阿尔卡特、摩托罗拉等公司,国内如华为、联想、海尔、小米、OPPO、vivo等品牌,都是鸿海集团的客户。为满足客户需求,降低生产成本,鸿海集团的工厂遍及世界各地,在高峰时期,员工超过140万人,其在全球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市场份额超过40%。集团在台湾的上市公司“鸿海精密”,2016年营收达1344亿美元,占全球电子设备制造市场份额的31.5%,2017年进一步增加至1546亿美元,在电子产品代工领域的“王者”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为方便管理,郭台铭将整个集团打包成三个上市公司:鸿海精密、富智康、工业富联,分别在台湾、香港和上海上市。鸿海精密市值长居台湾股市股值亚军,市值一度高达2万亿新台币(约4000亿人民币),工业富联2018年6月上市后,股值最高超过5100亿元人民币,一时成为股市神话。

不过,鸿海集团看起来很“庞大”,却显得有些“虚胖”,至少在利润率上,并不好看,净利润率长期在个位数徘徊。稍不注意,忙了一年,成了白干。以在香港上市的富智康(2013年以前为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例,自2004年以来,其毛利率由9.3%降低至2017年的1.1%,2012年甚至为零。

在鸿海集团的整个业务构成中,苹果手机代工是大头,占集团整体营收的50%。但代工苹果手机的利润低得可怜,2011年一部苹果手机,苹果公司拿走了利润的58.5%,而给在中国代工的富士康仅1.8%。2014年,一部苹果iPhone6售价上万元人民币,富士康从中只能抽得4~4.5美元代工费,折合人民币不足30元。2011年第四季度,鸿海集团尽管营收高达1.07万亿新台币,其利润只有350亿元(新台币),利润率只有3%左右。

由于利润率太低,鸿海集团与台湾本岛另一家做芯片代工的台积电相比,显得极为“苦逼”。2011年,台积电营收4270亿元(新台币),净利润1342亿元(新台币),净利率高达33.1%,相当于鸿海集团的11倍。而同年,鸿海集团的利润仅816亿元(新台币)。

2012年,富士康亏损3.16亿美元。为别人“做嫁衣”不但赚不了钱,反而还赔了,这让郭台铭很“憋屈”,他决定改变,要翻身做自己的“主人”。

 

自立门户受挫

无奈的“借船出海”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郭台铭深知自己的短板。鸿海除强大的整合制造能力外,在品牌、渠道、设计上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富士康”作为品牌,其主要优势在于“又快又好又便宜”的制造,然而它只是一个代工品牌,不是产品品牌。无论其生产的电脑、手机、电视、游戏机、数码相机等,人们看到的只是戴尔、惠普、IBM、摩托罗拉、诺基亚、苹果、夏普、索尼而不是“富士康”。如果不能成为产品品牌,富士康永远不可能爬上利润的“高端”,只能赚少得可怜的“血汗钱”。

早在2000年前后,郭台铭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着力将“富士康”打造为一个产品品牌,打通产品销售的渠道。2001年,郭台铭收购赛博电脑城,意图整合下游,带动富士康自主生产的电脑机箱、电源、电脑主板等产品的销售。2003年,赛博数码城大举进入广州、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遭到国美、苏宁的强力阻击,经十年折腾,因效益不彰,2013年黯然退出。

赛博受挫并没有动摇郭台铭掌控“渠道”的决心。2009年,富士康与麦德龙合作;2010年成立电子商务网站飞虎乐购,7月在浙江成立万马奔腾商贸有限公司,意图五年内新开1万家数码专营店;2016年与麦德龙合作推出“万得城”,意图打通线上线下渠道。最终还是没挡住苏宁、国美、京东、阿里的夹击,郭台铭美好愿望再次化为泡影。

郭台铭突破的另一个方向是自有产品。显然,仅靠机箱、键盘、鼠标这些小东西,富士康永远摆脱不了“Low”的形象,必须推出科技含量较高、利润较高的自有品牌产品,诸如电视、手机等。

毫无疑问,郭台铭具有高超的整合能力。数十年内,他带领鸿海从生产电视机塑料外壳到电脑配件到装配手机再到机器人,尽管始终脱离不了“代工”“组装”“模仿”等标签,但始终跟上了3C制造的步伐,并在整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制造和设计能力,具备了推出自有品牌电子产品的条件。2012年,鸿海推出“睿侠”电视,却在当年残酷的价格战中受挫。

“睿侠”的失败,让郭台铭看到了打造自有品牌的艰难。于是他改弦易辙,选择“借船出海”。2016年8月,其豪掷35亿美元,收购夏普66%的股权,欲借夏普的牌子打开自有产品的销路。随后,富士康生产的夏普电视在中国登陆。经过一年折腾,2017年夏普电视在全球的销量攀升到第六位,但在主要市场中国大陆仍然落后。2018年前三季度,夏普电视在中国市场仅排第七,排在TCL、海信、创维之后。由于其“高贵不贵”的策略和“买一送一”的打法,夏普昔日“高大上”的品牌形象也随之一落千丈。

在代工手机的过程中,郭台铭深知苹果、诺基亚等品牌手机的高额利润。但因设计与核心技术上的短板,对于生产自有品牌手机,郭台铭耐着性子,一直没有动手。2016年,机会来了。当年他做出了两桩收购,一桩是夏普,另一桩是同年5月,联合HMD Global以3.5亿美元从微软手中收购诺基亚功能机相关业务,获得了诺基亚手机和平板电脑品牌十年授权。而夏普,除了电视之外,还有相当强的手机设计能力。

收购夏普和诺基亚功能机业务后,富士康终于拥有了郭台铭梦寐以求的手机设计能力和自有品牌。但此时,诺基亚由于错过了智能机热潮,在苹果、三星、华为、OPPO、vivo、小米的打击下,早已在中国、欧美等消费市场丧失了主流地位,只能靠功能机在东南亚、印度、非洲、东欧等边缘市场游走。夏普尽管以显示屏见长,但在手机其他核心技术上与苹果、三星、华为等巨头的差距较大,大部分核心零部件依然得借助外力。再加上销售渠道仅局限于京东等电商,其推出的智能手机进入中国市场后也没掀起大浪。经过2年苟延残喘,2018年7月,郭台铭决定夏普手机退出中国市场,其全球CEO罗博黯然辞职。而以“高耐虐”“砸核桃”享有良好口碑的诺基亚功能机,在智能机称雄的年代,也只能靠“死忠粉”或低收入人群维持颜面。尽管诺基亚功能机2017年取得了6000万部销售的骄人战绩,但由于运营成本过高,2017年其主营公司富智康亏损160亿台币(约36亿人民币),2018年截至第三季,亏损近176亿元(约40亿人民币),可谓得不偿失。

此外,富士康还在二手电器回收及无人驾驶进行了尝试。其中无人驾驶团队和技术在2016年打包卖给了谷歌,其二手电器回收公司嘉兴爱锋派商贸有限公司由于规模太小,对郭台铭的转型聊胜于无。

 

雷布斯“震撼”

郭老板的新“马甲”

2013年,应是郭台铭和鸿海的转折之年。前一年,尽管辛辛苦苦“攒”了一年机,富士康净亏3.164亿美元,相比2010年2.183亿美元的亏损又扩大了将近1亿美元(2011年盈利0.728亿美元)。

就在2012年,小米仅靠互联网,就售出了719万台小米手机。2013年,猛增到1870万台,销售额265.83亿元,净利润3.47亿元。而2013年,经过千辛万苦,富士康才盈利0.777亿美元(约5.31亿元人民币)。仅成立3年,小米依靠互联网就快达到富士康20多年的积累,郭台铭终于意识到互联网的巨大威力。

2013年3月21日,郭台铭率富士康高管团队访问了小米公司,并与雷军等小米多名高管座谈,郭台铭深受“雷布斯”“互联网思维”的启发,就像当年由电脑向手机积极转向一样,决定迅速向“互联网”靠拢,并决定与小米等互联网公司合作。

这一年,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概念也开始在产业界兴起。经过认真思考,2013年5月中旬,郭台铭提出了“八屏一网一云计划”,即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桌面电脑、一体化电脑(AIO)、平面电视、液晶显示器、教育与医疗应用终端等八方面产品以及光纤、手机4G网络、卫星宽带网和云计算。为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郭台铭还将在香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改名为“富智康”。虽然换了“马甲”,“富智康”主要的业务还是电脑与手机代工,并且其客户主要是苹果业务之外的鸡肋客户(苹果业务打包注入鸿海精密,在台湾上市)。

2013年6月,美国通用电气(GE)提出了工业互联网革命,工业互联网的概念正式在全世界走红。与郭台铭类似简单的业务相加的“八屏一网一云计划”不同,工业互联网将工业系统与高级计算、分析、感应技术及互联网相融合,最终实现人机连接的结果,这显然比德国提出的工业4.0更加进步,比郭台铭的“八屏一网一云计划”更高明,也代表着未来工业的发展方向。受此启发,郭台铭当年提出,要将富士康打造为讯息流、金融流、技术流、人流、物流、过程流的“六流”融合的公司,全力打造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

由于在“制造”上有丰富的经验,郭台铭从“工业互联网”中似乎看到了机遇。2015年3月6日,富士康工业互联网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富联”)在深圳成立,同日还成立了福匠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多功能工业机器人、周边自动化治具、机械加工零配件等。

2015年、2016年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让郭台铭进一步看到了“工业互联网”的巨大机遇。“嗅觉”敏锐的他在2017年进行了一系列并购重组,将富士康旗下60家公司整合至工业富联的盘子里。深谙资本运作的他打起了上市的主意,他要将工业富联推向A股。

2018年5月11日,中国证监会核准了工业富联的首发申请,只用了短短36天,创造了A股IPO审批过程最快的纪录。6月8日,工业富联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开盘后短短四个交易日,股价由16.52元一路爬高至26.36元,股值最高达5193亿元。

对于工业富联的上市及估值,2018年5月25日腾讯财经专文进行了质疑。文章称,工业富联的资产重组收购价格缺乏透明度,部分公司收购价格虚高,溢价上百倍;负债偏高,工业富联总负债高达1204亿元,负债率81.03%,其中99.97%为流动负债,风险极高;大量收购的公司疑似空壳,其中济源鸿富锦、武汉裕展、鹤壁裕展、德州富鸿等公司从报表看,净资产、净利润几乎为零。上市后,工业富联的股值最高达到5193亿元,远高于其在台湾上市的母公司鸿海精密。从营收看,2017年工业富联只有鸿海精密的35%,后者的股值基本在1万亿新台币(约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徘徊,最高时也不过2万亿新台币(约4000亿元人民币)。以至于工业富联上市后,坊间不少人评论郭老板“长袖善舞”。

 

   野心与现实

“工业富联”高空抛物线

工业富联A股上市让郭台铭“赚”得钵满盆满,共募集资金271.2亿元。2018年2月1日工业富联向中国证监会提供的《招股说明书》披露了这些资金的可能走向,大部分投资于与工业互联网相关的领域,显示了郭台铭进军“工业互联网”的“决心”。

2018年6月6日,富士康成立30周年周年大会上,郭台铭进一步为富士康未来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做“云移物大智网+机器人”,即:“云计算+移动通信+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加上“机器人”,打造“实体制造+数字制造”生态体系。

郭台铭的规划看起来的确很“高科技”,似乎抓到了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关键。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实际上,工业富联除了少数机器人、物联网等貌似高科技项目之外,其主体仍然是代工业务与传统制造。在2018年工业富联的半年报中,精密工具及工业机器人只占工业富联总营收的0.43%,其余99.57%的业务还是以电脑、手机、数码产品等“通信网络设备和云服务设备”代工业务。其净利率为3.43%,与往年相比,并未得到多大改善。

与之相应,则是公司研发投入与营业成本、负债的急剧增加。2018年前三季度,工业富联研发支出60.90亿元,比去年同期的49.10元增加24.04%;营业成本2607.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5.14%,高过营收增速3.05个百分点;公司流动负债则由1203.82亿元增加到1415.51亿元。显然,工业富联3.43%的净利润无法支撑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巨额投入。

2018年7月,郭台铭在接受央视的采访时透露,富士康计划在5年内将80%的工人用机器人替换掉,并推出了全自动化的“黑灯工厂”样本。但由于机器人投入成本太高,机器人替代工人的进程缓慢。其工业机器人产量与销量在最近三年连续下滑,产量由6600个下滑至3500个,销量从6100个下滑至3500个。

实际上,富士康包括整个鸿海集团在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上并无太多核心竞争力。工业机器人方面,其核心零部件包括芯片、伺服电机、减速器、控制器基本靠进口;云计算、大数据方面,基本算法、数据分析、系统设计等领域的积累十分有限甚至空白,即便与腾讯、阿里、百度、华为等国内企业相比,也有相当差距。

尽管工业富联以“工业互联网”的噱头在上市之初,股价掀起了一波高峰,不过很快便跌了下来。显然,市场对其“高科技”的装扮并不一定认同,10月19日股价跌入低谷11.11元,相比上市第四日的26.36元,腰斩过半。11月30日,虽有小幅上涨,收盘也仅11.53元。股价“跌跌不休”,自然得有人负责,10月26日,工业互联董事长陈永正辞职,这位前摩托罗拉、微软副总裁尽管在互联网领域经验丰富,也不得不为股价的持续不振“背锅”。其实,早在9月,公司董事毛渝南看到“势头”不对,就先撤退了。10月26日,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李军旗为董事长。李军旗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博士生导师,曾任贵州大学副校长,在精密制造上有丰富的经验。

郭台铭的“野心”显然不只在精密制造上有所进展,其在2018年的股东大会上多次强调,将在云计算、纳米、大数据与AI结合的制造新技术上加大投入;此外,除了在全球建立高速运转云端中心,未来5年之内还将投资百亿,在全球成立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应用实验室、机器人研究院等。郭台铭雄心勃勃,但李军旗凭其专业背景以及长期在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工作经验能否完成这些使命、打通富士康“工业互联网”的任督二脉,目前不得而知。

在2018年11月8日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郭台铭曾说,“不应过多地关注工业富联的股价,而应从更高的角度关心工业互联行业有没有未来。” 显然,他对于工业富联的未来信心满满,但现实未必能让他遂愿。

 

“有毒”的苹果

  贸易战带来新考验

正当郭台铭信心百倍地想飞得更高时,一根绳子套住了他的脚跟——一直“好吃”了20多年的苹果突然对他“发难”。2018年11月5日,因iPhone XS 销量不理想,苹果决定对富士康削减10%的订单。

多年来,郭台铭几乎对苹果倾注了全心的“热爱”,对于这个占自身整体业务近50%的大客户,郭台铭一直小心翼翼地“伺候”着,生怕它“发脾气”。为了全力搞好iPhone X系列手机的生产,富士康准备了60条生产线。尽管只利用了45条生产线,郭台铭依然期望iPhone XS、iPhone XR能够热卖。

但现实很多时候与愿望对着干。由于缺乏创新点,动辄上万元的定价与华为P20、mate20系列相比,性价比不高,其上市后很快受到“冷遇”。不足一月,三款手机不得不降价促销,但即使降价1000元以上,也拉不回消费者的目光。为此,苹果不得不调整iPhone XR第四季度订单,在原计划上减产约500万部(相当于富士康满负荷一周的产能)。 

除富士康之外,苹果还有和硕、创伟力、比亚迪等代工商选择。如果富士康为维持利润提出加价,苹果则扬言,将把订单转移给其竞争对手。于是,富士康不得不“打落牙齿带血吞”,大规模裁员和削减成本。2018年11月21日,彭博新闻社报道,富士康将在2019年削减成本200亿人民币,裁撤约10%的非技术人员。11月28日,富士康官方对此消息进行了否认,并申明,“费用缩减主要针对集团经营绩效未达标单位及获利表现不如预期的对外投资,并涉及如行政、事务、物流等周边费用,但不包括集团研发及新产品开发经费。其范围包括泛鸿海富士康集团体系下属数百家公司,并不仅仅局限于鸿海富士康本身。”

尽管如此,11月期间,有关富士康裁员和放假的消息不时传来。而且受此影响,苹果的供应商及代工厂均开始变相裁员和放假,如玻璃镜片供应商伯恩光学惠州厂区在11月上旬停招,并要求劳务派遣公司撤走约5000名临时员工;代工厂伟创力子公司伟创力塑胶科技宣布从11月12日起到2019年2月1日分6批次放长假。作为苹果最大的供应商和受波及最大者,富士康裁员迟早发生。

苹果的“猝然一击”让整个鸿海系大受震动。11月期间,鸿海精密、富智康、工业富联的股价均出现大幅下跌。鸿海精密的股值一度跌破1万元新台币,创造了6年来的新低。工业富联的股价从11月19日的13.02元一路跌至11月30日的11.53元。

这已不是苹果第一次拖累富士康。实际上,2016年受苹果业绩下滑影响,富士康营收下滑2.81%。近两年,苹果的增长已经出现疲态,2018年前三季度,苹果手机的全球销量虽基本与2017年持平,但在主要市场中国大陆下滑12.9%,出现了量价双跌的局面。雪上加霜的是,12月初,高通与苹果在中国的专利官司对苹果严重不利。根据判决结果,苹果因侵犯高通专利,涉及iPhone X在内的7款iPhone主力机型将在中国市场禁售。12月下旬,苹果又在德国输掉了与高通的官司,根据判决结果,iPhone7、iPhone8将遭禁售。受此影响,苹果在全球的供应商和代工商都纷纷调低各自的经营指标,并未雨绸缪地开始裁员,准备过冬。

苹果的“霜”对利润薄如刀刃的鸿海,无疑是一场“雪”,而且这场“雪”不可避免,因为美国人的情绪以及创新力难以掌控。除了苹果这场“霜”,还有中美贸易战的“冻”。自美国对中国抡起关税大棒起,富士康在中国内地生产的几乎所有电子产品都会受到影响。本质上,这已不是一场单纯的贸易战,而是中美国运之争。为了不失去美国市场,躲避这次严寒,郭台铭决定把工厂搬到美国去,以绕过关税壁垒,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列为座上宾。2018年6月底,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液晶面板厂奠基,特朗普亲自参加了奠基仪式。然而,将工厂搬迁到美国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该工厂将需要1.3万名熟练工人,根据协议,富士康将为每个员工提供5.3万美元(约35万元人民币)的平均年薪,相当于其在国内人均成本的10倍。为此,有传言富士康将从中国内地调配工人,尽管郭台铭对此三缄其口,最近公司也发布声明:“首要选择是在威斯康辛州雇佣和培训员工,并从美国其它地方优先调配员工。”但从曹德旺在美国办工厂的经历来看,要在美国寻找到合格的熟练工,十分艰难。至于两年后该工厂的命运,不好妄下断语,但从近日该工厂在投资金额及生产规格的缩水可见郭台铭对此并不乐观:投资由100亿美元缩减至25亿美元,将10.5代液晶改为6代液晶。为此,郭台铭在美国布局的8K+5G战略将受到影响。

中美贸易战绝非一天一日所能结束。由于台湾所处的特殊政治形式以及富士康独特的两岸布局,整个鸿海集团必受到中美两国角力所拖累。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逐步深入和各国对高技术行业的争夺与封锁,鸿海集团若不在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升级上取得突破,尽管其大厦很大,也可能将因一场不期而至的衰退和冲突土崩瓦解。

 

手里的“三张牌”

缺的不是决心,是诚意

留给郭台铭的时间已经不多,郭台铭手上的牌也所剩无几。

一是8K面板。

2016年郭台铭收购夏普正是看重了其8K显示技术。随着5G时代的到来,8K显示技术正成为各路面板企业争夺的焦点。通过多年的积累,夏普在该领域走在世界前列。2017年,富士康在广东增城启动了10.5代8K液晶面板生产线。在2018年4月的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上,富士康与夏普联手展示了8K全产业链生态布局,从内容、播放、显示到生态,都有相应的内容和产品。毫无疑问,如果夏普的8K生态取得成功,必将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利益增长点。但资深家电观察者刘步尘认为,目前8k仍然停留在概念阶段,距实用化还有相当距离。而且,夏普并非一家独大,三星、LG、京东方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二是工业机器人。

尽管目前富士康距智能制造还有相当距离,富士康在自动化、智能化上积累了不少经验,其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始终走在同行前列。虽然其生产的机器人多为进口核心部件的“组装货”,且销量在近三年逐年下降,但其在生产中进行了广泛的尝试,“黑灯工厂”尽管停留在试验阶段,但表现出来的效率有目共睹。随着成本的下降和应用的成熟,其将呈现出广阔的市场潜力。

三是工业互联网。

诚然,“换一个马甲”的富士康不一定就变成了“高科技”。富士康打出“工业互联网”的旗帜,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做成工业互联网。在很多人眼里,这张牌不一定靠谱。实际上率先喊出“工业互联网革命”口号的美国通用电器因为这里的水太“深”,2018年8月开始出售其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

在2018年7月2日举行的北京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论坛上,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安筱鹏指出了我国工业互联网建设在七个方面存在不足,即设备连接、工业机理模型、数据分析、云化工业软件、解决方案、生态构建、安全保障能力缺乏。其实,这也是当前世界工业互联网研究和建设的普遍问题。由于涉及面太广,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过多,目前GE、ABB、IBM、西门子等率先涉水的西方巨头企业在工业互联网领域也处于概念阶段。

尽管如此,富士康通过多年的积累,在物联网、人机连接、大数据分析上已具备相当经验。其打造的工业互联网平台BEACON目前虽然还在内部实践,但其表现已相当亮眼:加入该平台的公司制造部门效率提升30%,良率提升15%,生产周期缩短18%,库存周期缩短26%,能耗降低20%,人力成本下降11.91%(不含研发人力成本)。但这离真正实现人机连接、物物连接、人机融合的工业互联网还有相当距离。

其实,除了理论研究与系统构建,工业互联网就是一门整合的艺术。郭台铭本身就是一个资源整合高手。20多年来,其通过多次并购、整合资源,抢占到3C代工业的制高点。

在并购这些企业时,郭台铭决心非凡,异常果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代工”要取得优势,可通过“拿来主义”整合资源获得。但要在行业或新业态开发中取得优势地位,完全的“拿来主义”未必可行。这就需要诚心的投入、长久的钻研、诚意的创新。尽管富士康所涉及的3C领域充满的高科技含量,但多年来富士康很少在核心技术的研发上进行突破,研发投入与其庞大体量极不相称。

2017年7月,欧盟对2016年全球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进行排名,鸿海精密以15.02亿欧元排在94位,远远落后于三星(4位)、华为(6位)、苹果(7位)、高通(28位)等世界知名企业,甚至落后于台湾本土企业台积电(63位)、联发科(84位)。其中台积电投入20.92亿欧元,占当年营收的7.5%;联发科投入16.36亿欧元,占当年营收的20.2%,而鸿海精密的研发投入只占当年营收的1.2%。所以,同样是代工企业,鸿海精密在利润率上远远落后于台积电。这与鸿海精密在研发投入上过少、核心技术缺乏密切相关。

随着工业4.0的深入及智能制造的加快,代工企业的日子将更加难过。东西方贸易与科技竞争的加剧,将进一步缩小代工企业的生存空间。如果郭台铭及鸿海集团在科技创新上继续缺乏诚意,其未来必然堪忧。

实际上,只要郭台铭真正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奋力一搏,其空间依然广阔。中国有大量的企业还很“原始”,需要进行自动化、智能化、网络化改造,只要郭台铭及鸿海集团真正沉下去,帮助这些企业解决生产和应用中的问题,必将开拓出一片生机无限的“蓝海”。

 

 

链接:郭台铭的早期并购

2003年,并购芬兰艺模及摩托罗拉厂房,拿下诺基亚及摩托罗拉订单;

2004年,并购国碁电子,获得通讯模块的技术,打进笔记本计算机供应链;

2005年,并购奇美通讯,获得手机研发能力;

2006年,并购普立尔,获得光学组件的技术,成为世界第一的数码相机代工厂;

2009年,并购奇美电子,液晶面板产业跃居全球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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