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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商人”金庸

[来源:本站原创][日期:2018年12月26日][点击量:806] 【 【打印】

本刊记者 沈馨黁

 

若说金庸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文人之一,相信没有人提出异议。然而,这位海宁盐商的后人在从文的时候,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来经商,并且将他的文字卖出一个个好价钱。友人倪匡评价他为“中国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文人”,但实际上,他更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被死亡”五次的金庸,10月30日,最终驾鹤西去,享年94岁!

对于他,人们津津乐道的,多是他“飞雪连天射白鹿,神笑书侠倚碧鸳”里营造的精彩武侠世界。

然而对他而言,这些不过是无心插柳的意外之喜。他更大的兴趣还是在办报、办刊和赚钱。作为兴盛数百年的海宁盐商查氏家族的子弟,其血管里流淌着天然的经商血液。

从15岁开始,他就凭着敏锐的商业嗅觉,为自己赚来第一桶金。而写小说,不过是他为了办报,谋求生存的手段之一。

他,不仅是大侠,还是亿万富翁、营销高手。1元版权费,留字华山巅,西湖办茶馆,这绝不是一个纯文人所能完成的手笔!

 

《明报》立业

总结金庸这一生,其成就除了武侠小说之外,可能就要数《明报》。如果没有金庸,这份“中国近代经营最成功的报纸之一”则不可能存在。

在创办《明报》前,金庸早已报刊行业的“老手”,并有过成功办刊的经验。

1945年抗战胜利后,21岁的金庸受聘为浙江《东南日报》的记者,彼时他仍叫查良镛。1947年,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金庸凭借过硬的中英文基础,被成功录用。1948年,《大公报》的主事者胡政鉴于国内局势不明,为保存事业,将《大公报》转向香港。作为电讯翻译,金庸以骨干的身份一同奔赴香港,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

1952年,金庸转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1954年,香港两个武术门派太极派与白鹤派发生决斗,梁羽生以此为题材创作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等作品,在香港大受欢迎,为《新晚报》吸粉无数。这让金庸有了创作动机,第二年便以“金庸”为笔名,写下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并在《新晚报》《香港商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让其一举成名,小说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

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

二人一拍即合,随即合创了刊载武侠小说的《野马》,拟定为十日刊。后来,熟识的报贩建议他们办日报,因为那更容易赚钱。由于《野马》不适合日报名,于是金庸与沈宝新各出资8万、2万港币,创办了《明报》,于1959年5月20日首发。

跟大多数企业一样,《明报》的经营十分惨淡。1959~1962年,是金庸人生中最艰难的三年。《明报》亏空严重,金庸依靠他的武侠小说不断拉拢人气,甚至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仍然无法扭转局面。当时,除了创始人,员工仅三人,金庸的妻子朱玫还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最艰难的时候,夫妻俩穷得下午茶都只能同饮一杯咖啡。 当时很多旧同事、老朋友都在背后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但金庸不以为意,反正自己没多少家产,即便“倾家荡产”,也没什么大不了。

为了报纸的生存,他常常同时创造两部作品,一部自用,一部外投,几乎成了“写稿机器”。

为了读者不流失,金庸十分注意迎合读者口味。写《神雕侠侣》时,杨过和小龙女情感遭遇一直是分离的悲剧色彩,但最后还是以喜剧结尾。因为金庸明白,读者万一不满了,就会流失,俨然一副顾客就是上帝的姿态。比起自古以来文人的“傲骨”,金庸显然要“世俗”得多。

但金庸意识到,如果一直单靠武侠小说作为支撑,《明报》定不会长远。经其深思熟虑后,他最后决定将《明报》的纯副刊性质调整为,以香港本地新闻为主,副刊同时充实并重。

为了吸引眼球,金庸拟定的《明报》头版头条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以凶杀、奸情、女色等内容为主,字号很大,标题很醒目,如:《少女单恋成狂 鲸吞滴露命殒》《零沽爱情吞响尾蛇 艳女身旁男子昏绝》……

同时,《明报》还推出有奖填字游戏、先送报后收费等活动吸引读者。现在看来,《明报》这种迎合市民的做法,格调并不高,但在当时可谓“破天荒”,其浓厚的“读者意识”为《明报》日后的成功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不过,《明报》真正的崛起源自1962年5月有关“逃港潮”的报道。当年5月,因为饥荒,每天有几千人从大陆涌入香港“就食”,港英当局对此一筹莫展。因为事件过于敏感,所有香港媒体对此集体失声。这时,金庸意识到,《明报》的“机会”来了,决定大篇幅地如实报道,《明报》因此一炮走红。此后,其他报纸也开始大力报道“逃港潮”,以《明报》当时的人力物力,显然无法与之抗衡。金庸此时却笔锋一转,开始写相关事件的评论,无独有偶,千篇一律的新闻报道已让众多读者“视觉疲劳”,而金庸对新闻事件的深刻而独出心裁的剖析,很快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至今,社评都是《明报》的明星栏目。

为争取人心,金庸安排记者几乎每天送一车食物到边境分发给难民,读者连日的送款和送食让报馆成了人道主义救援中心,《明报》凸显出人道主义个性给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经此事件后,《明报》月销量升至3万份,进入香港主流媒体行列,随后一路直上,至1963年,日销量达5万,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事后有人评论,通过对敏感事件的曝光、新闻舆论引导到人道主义救助,金庸为《明报》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营销。

然而,金庸并不止步于此,借明报的势,他继续扩大经营范围,先后创办了《新明日报》《武侠和历史》《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多家报纸,同时多元化开展出版、旅游等业务。

1991年《明报》成功上市,市值将近9亿港元,金庸独占六成股份,成功迈入亿万富行列。1992年,《明报》年利润达到了1亿港元的高峰。据《壹周刊》报道,从1992年开始,金庸逐步卖出股份,前后累计套现10亿以上。在1992年香港百富榜中,金庸以12亿港元入选,名列64位。其友人倪匡为此评价道:“金庸是中国五千年来最有钱的文人!”

 

15岁淘金

其实,《明报》的成功绝非偶然,对于经营,金庸可谓家学渊深。

金庸出身浙江海宁名门世家查家。据载,查家除了是以“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著称的书香世家外,还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早在明代,查家就取得了官营盐商的资格,明末查家子弟以盐商身份进入海宁县学并参加科举,取得不俗成绩。

明末清初,查家一支北上京郊宛平(后称“北查”),并在海宁查家(后称“南查”)的帮衬之下,涉足长芦盐场的经营,很快兴盛起来,成为京城中人尽皆知的大富豪,就连皇亲昭梿都在笔记《啸亭杂录》中暗自羡慕。此外,查家还经营当铺、商铺、丝绸,也都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到了近现代,查家后人从商之风依旧不减,香港“纺织大王”查济民(金庸族曾祖),即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这种亦文亦商的血脉几乎一直在查氏家族中流传,金庸自不例外,从小就表现出了超人的商人天赋。

金庸最早的从商经历已不得而知,但其中学出版教材的经历可算其商业生涯的重要发端。1939年,金庸15岁,正念初三。因为战乱,杭嘉湖等地联合成立了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金庸发现,为了考入这所学校,身边很多同学在为入学考试而苦恼。他灵机一动,联合两个要好的同学,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书中搜集了大量招考试题,并加以分析解答。为方便查阅,金庸还在排版上进行了设计。随后,金庸找到丽水一家出版社,将书公开发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销路迅速突破浙江,一路卖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该书让金庸等三人发了一笔小财,根据金庸回忆,仅版税就够他们完成中学和大学的所有学业。

1945年,金庸到中央图书馆工作。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料,他创办了《太平洋杂志》,专门刊登从国外翻译过来的作品,大受欢迎,创刊号印了3000册,上市后很快售罄。若不是后来因纸价飞涨,供应商不肯赊账而停刊,金庸可能又将大赚一笔。

尽管此次办刊中途夭折,却为金庸后来办报积累了经验。

 

“抠门”老板

毫不讳言,《明报》办得很成功,也让金庸成为了亿万富翁。但在《明报》内部,他一直“很抠门”,丝毫没有其小说里大侠们挥金如土的“慷慨”。

当时《明报》的办公地点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当时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才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金庸和其妻子宁愿在深夜凉飕飕的风里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金庸曾说:“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酬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酬等,长期以来小心计算,绝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

著名女作家林燕婉、亦舒曾在在《明报》开过写作专栏。有传,林燕婉一次到了与《明报》续约的时候,她跑到金庸那里要求涨稿酬,金庸不同意,还说:“你那么爱花钱,给你再多也是全花光,不给!”过了几天,亦舒也要求金庸涨稿费,金庸依旧不同意,其说辞变为,“你那么节俭,给你再多,你也舍不得花。”

亦舒心有不服,随后在专栏提出过抗议,说金庸是“爬格子动物”。文辞尖刻,但金庸看后,不但不生气,还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

即便是到晚年,在一次媒体专访中,他与一些文化商人交谈,在谈起小说版权时依旧称:熟人可以打九折,不熟的人按原价。可见其“抠门”。

坊间甚至还有传,金庸很少主动为员工涨工资,偶尔涨一点工资,就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打沙蟹(一种扑克游戏)”,然后逐一将这些钱赢回来。

对于金老板的“抠门”与精打细算,在《明报》工作多年的吴霭仪非常理解,她说,“尽管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视钱财如粪土,但现实生活不容我们一掷千金,经营一家成功的报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钱银的用途。”

 

别样的“慷慨”

尽管金庸很“抠门”,但也不失“慷慨”的一面。

1999年金庸把《笑傲江湖》的版权以一元钱卖给了中央电视台,哪怕到现在,此举仍被人津津乐道。他当年这一“慷慨”之举,看似损失了版权费,但《笑傲江湖》播出后掀起的“金庸热”为其带来的收益远在版权费之上。据统计,金庸所著15部武侠作品在中国大陆衍生而来的作品包括电影36部、电视剧66部、动画1部、电脑游戏33部,据律师估值,光衍生的游戏版权费就过亿。

坊间有传,在央视版《笑傲江湖》拍摄期间,金庸还曾到无锡中视外景基地探班,当时有记者问金庸下回会不会“一元钱”把其它著作的影视改编权卖给中央台,金庸的回答是:很可能会卖,不过不是一元钱,有可能是一亿。1元到1亿的版权,跳跃之大,令人咋舌!

对于金庸一元钱卖版权之事,曾有人调侃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金庸此举完全属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元钱”作为敲门砖,成功地敲开了内地市场,可谓四两拨千斤。

继一元钱卖版权后,2003年金庸又在内地创办“金庸书友会”。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杭州政府了给他一块地,转身他就搞了“金庸茶馆”。他自己花了800万人民币把茶馆盖起来,茶馆里面放满了其各种时候的老照片和东西,来客则喝茶付钱,生意十分火爆。后来有人对他说:“金先生你又不缺钱,为什么要卖茶以文会友呢,对你的名声不好。”于是,他把茶馆捐给了杭州市政府。看来,他在乎钱,但他更在乎名声。

《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也曾如此评价金庸:他首先是一个文人、作家,但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每个时代都玩儿得转,如鱼得水的人。

2003年9月27日世界旅游日,“五岳联盟”在南岳衡山正式宣告成立,这本身是五岳旅游官方为了商业化而搞的噱头。但金庸来了,且接下了“荣誉盟主”的聘书。在马云、丁磊等互联网巨头策划的“华山论剑”以及“西湖论剑”上,金庸悉数到场,并与这些知名企业家相谈甚欢。如今在华山的顶峰,由金庸题名的“华山论剑”石碑巍然屹立,就是当时“华山论剑”的成果。

对此,一位先后六次采访过金庸的媒体人评论道:先生知道人家把他商业化。但是先生除了是文人,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办过报纸,他也很懂商业操作。他也想得很清楚,很清明,你要用我用得过分,不可以,但你用得适当,对我有好处,我愿意玩一玩。

所以,对于自己的一生,金庸看得很明白。他曾在与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谈话中坦承:“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或许,这就是金庸真实的人生,或许仅是他的自谦。但无论为文,还是为商,金庸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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